信很快就写好了，可是如何交给苏联方面呢？朱信娟最初的念头是想通过邮局寄往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但又担心大使馆收不到。又想直接送去，可是生怕门口站岗的中国武警阻拦。想来想去，朱信娟终于想到一个主意：通过父亲所供职的单位（其时朱父已调任北方一家大型机器制造厂的党委书记兼厂长）的苏联专家组的翻译转交！
于是，朱信娟利用放假的机会去了北方那家大工厂。他骗父亲说想实践自己所学的俄语，要和苏联专家组的翻译接触接触。抗联大队长不知儿子的真实心思，想想这个要求算不上出格，也就点了头。朱信娟于是和专家组那个名叫什么什么娃的苏联女翻译打了几天交道，混熟了，就托她转交信函。女翻译一口答应。
朱信娟把信交给女翻译后，心里一阵轻松，在父亲厂里玩了几天，便回南京去了。返回南京后没多久，他就把这件事给忘了。
1958年暑假，朱信娟正准备回北京家里，学校忽然通知他：苏联国家教育委员会邀请85名中国大学生赴苏联敖德萨参加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大学生黑海夏令营活动，在苏联方面开列的邀请名单中，有朱信娟，请速准备一下，3天后集中赴苏联。
朱信娟闻之，感到意外，但无论如何也未将这事与那封信联系起来。
1958年7月23日，朱信娟和其他84名大学生从北京乘坐国际列车赴苏联，抵达莫斯科后又转乘飞机前往敖德萨。
夏令营活动一共8天，朱信娟前6天玩得很快活，但第7天就快活不起来了。那天晚上，东道主别出心裁地把各国来宾的编组程序打乱，组成“社会主义小家庭”，按“小家庭”编组举行野餐酒会。朱信娟和朝鲜、越南、苏联、蒙古、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的各1名大学生组成一个“社会主义小家庭”，围坐在草地上吃喝。苏联人为各个“小家庭”准备了丰盛的酒菜，并配备了极其称职的陪酒员，结果，许多人都喝醉了，不少“小家庭”都合“家”醉倒，洋相百出。朱信娟这个“小家庭”也十停去了九停，只剩他一个人“众人皆醉我独醒”。
正当朱信娟对这一状况觉得不解时，那个负责劝酒的陪酒员开腔了，说的是俄语，朱信娟能听懂：“朱，你到前面那个红色帐篷去一趟，有人找你。”
“谁？”
“你去了就知道了，去吧。”
朱信娟看看那帐篷，不过30米远，门前亮着一个高压钠灯，照得如同白昼。他寻思去也无妨，在这里是不会发生什么危险的，于是便站起来往前走。一切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朱信娟刚迈步，高压钠灯就熄灭了，代之的是一盏指引目标的绿灯，光线黯淡，刚够看得清，这是为防止其他中国大学生发现朱信娟去红色帐篷。（待续）
